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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龙: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作者:21ST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日期: 2017-04-05
        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布局推进教育综合改革,部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当今中国的背景下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和建设一流外语学科,是我们要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重要的时代课题。只有深入学习相关理论,科学把握世界范围内外语教育发展规律的趋势,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的需要,结合学校发展和工作实践需要,才能解决好这个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因此,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最终归旨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现实问题。我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就中国外语教育的战略发展问题谈几点个人思考。
 
  中国的外语教育应进一步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发展
 
  我们党的历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遭受到了惨痛的教训。其中,教条主义的偏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其教训最为沉痛。反观教条主义的本质,从根本上说就是陷入了偏执于“形”而忽视领略其“神”的原教旨主义,即“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而不是从中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向我们所展现的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实践为最终取向的,本身就和这种知识论、经院化的姿态格格不入。发展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只有立足于时代、实践、科学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算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斋,避免其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我们党在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关键。也正因为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成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思想武器。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即使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倒背如流,也会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所谓“洋本本”的超越。也正因为此,中国的成功经验才具有了世界意义。正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言:“整个来看,中国经验提供的不是一个应当遵从的道路,而是一个把普遍性应用于特殊性或把全球性转变为地方性的范例,它号召他国通过相似的进程找到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路径有着深刻的启示。从广泛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历史遭遇使得中国外语教育在一开始的滥觞时期就是作为应对民族危机和反抗西方殖民的手段而出现的。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得我们被迫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走上了“被近代化”“被世界化”的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外语教育无疑充当了“悉夷”“师夷”“制夷”的先行军。而学习西方、效仿西方则成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二战”以后,促进经济发展开始成为世界的主旋律,而且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日益加深,经济一体化的趋向愈加明显。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外语教育由于和外向型的经济形态结合得过于紧密,最终仍然突出的是外语在沟通交际方面的工具性,以“字正腔圆”为标志的纯正外语倍受青睐。于是,西方的教材成为了最权威的教材,国外的教学方法被视为最科学的方法,英美等国家的课堂被理想化为外语学习最“给力”的课堂。这种动辄以西方为标尺来审视中国外语教育的做法,可以说是外语教育领域内的“原教旨主义”,因为这种教育观念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外语教育中的中国元素,没有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进行本土化、民族化的创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西方的翻译机和传话筒。这样的外语教育,只能勉强称之为外语教育“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外语教育。
 
  因此,中国的外语教育只有“内生”于“中国的”这样的“所有格”之中,才具有本土化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突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外语教育事业中的指导地位,也应该突出外语教育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不断推动外语教育的民族化和本土化上下功夫,使外语教育内在地成为“中国的”,即它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内容为中国人所接受并被运用于中国的教育实践。只有民族的,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在外语教育中融入中国元素,嫁接民族文化,不仅不会使外语教育“变形”“乏效”,而且还是对外语教育本身的创新和发展。从世界各国的外语教育实践来看,成功的外语教育也并没有一个必须遵从的固定模式,而只能是结合本国实际、凸显地域文化色彩。仅从英语教育的全球推广来看,英语在传播过程中不但没有走向标准化、齐一化,反而出现了很多变体,表现出了丰富的地域文化色彩。比如,许国璋先生编写的《许国璋英语》之所以经久不衰,影响了几代人,正是因为这本外语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融入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元素,成功实现了外语教材在中国的“变体”。当然,以今天的眼光视之,这本教材的内容也许陈旧了,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这本外语教材所指示的外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方向,而只能沿着这个方向赋予其更加鲜明的时代气息。
 
  中国的外语教育应进一步凸显民族立场和文化本位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直接的表征,而精神价值又是文化的根本和内核。从广泛意义上说,人之所以通过学习才成为一名社会成员,正是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是通过社会化的人传承的,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韩愈也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也是把“传道”(文化传承)放在了优先于“授业”(知识传授)和“解惑”(解答疑难)的地位。可见,教育在根本上就是文化传承和价值观的塑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就深刻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体现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显示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精神追求,彰显着中国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对于中国外语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外语教育的本质仍然是教育,而教育又以价值观的塑造和养成为最高归旨。但是,外语教育将教育的目的蕴含在语言工具性学习的表象之下,就逻辑地存在着外语学习对教育本质戕害的潜在危险。外语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在过去的外语教育实践中,我们对前者的阐述较多,而对后者的认识颇为不足。马克思曾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不承载任何价值观念、不展现任何意识形态的“纯粹语言”。事实上,外语,特别是产生于英美文化圈的英语,其背后镶嵌的正是一整套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英语逐渐突破地域性和民族性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在通过外语学习向他国进行强势而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于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也成为了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深刻挑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青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以英语为载体传播的信息占世界信息传播总量的65%。世界电影市场中,好莱坞控制了大约70%。在互联网上,英语信息占了约90%,法语占5%,其他世界上众多的不同语系只占很小的份额,汉语信息所占比例不到1%。这种文化和信息的不对称传播,对我国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不小的冲击。部分人群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对西方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念由一开始的“了解”逐渐过渡到“接受”和“赞同”,直接威胁到了我国外语教育中的主体性原则和民族文化立场。
 
  全球一体化绝非全球一致化,国际化更不是美国化或西方化。我们国家自近代开展外语教育初始,就对本土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当时的“洋务运动”就是以“中体西用”为基本宗旨。不可否认,中国在开始“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强烈的文化本位主义曾一度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西方之间的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和互鉴。但是,其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姿态却有着弥足珍贵的历史意义。在当今对外开放的滔滔大势下,我们既不能走闭关锁国、排斥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老路,也要坚决抵制“言必称希腊”、片面追捧西方一切价值观的做法,“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事实上,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化和全球价值观念并没有像西方一些学者预测的那样沿着“匀质化”“普世化”的方向发展,而是此起彼伏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本土化反应。就此,一直鼓吹历史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同质化与鲜明文化特性的确认将同时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文化同质化存在着实际抵制”。在这一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双重变奏中,当前很多国家都积极探索在外语教育中融入民族精神的有效方式,以维护国家本位和民族立场。比如,日本近年来提出了“培养能够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外语教育行动计划。其中特别强调,“(该计划)要培养的不仅仅是能够使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的日本人,而且是精通本国语言历史文化,能够使用英语对其进行展示,能够使用英语进行信息发布能力的优秀的世界人。”当前,“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外交流工作的主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在多元文化并存且平等交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而且,外语教育还承担着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使命,外语教育也同样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需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础上,“既不简单拿来,也不盲目排外,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因此,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外语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致力于多元语言文化能力培养,积极搭建不同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桥梁,既是对世界外语教育事业的创新和发展,也是维护民族文化利益,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
 
  中国的外语教育应进一步明确国家利益导向
 
  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对于教育而言也是如此。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不以国家和民族为价值导向的纯粹教育。正如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所说的,“教育即政治”“进步的教育者应当承担起这种教育的政治性任务。”外语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是“价值中立”的,无国界限制。但是,外语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外语学习者作为一种人才资源却是有着鲜明的国家利益导向的。这一点,从我国外语院校的发展和成长历史就不难看出。
 
  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外语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语的弱势可能会导致民族的弱势。当前,世界各国的外语政策都带有明确鲜明的国家利益导向。早在2004年,美国国防部就召开了一个由美国政府、企业、学术界和语言协会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会议的目的是“要通过提高外语能力增进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改善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2005年1月发布了“白皮书”——《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一个关于“提高外语能力”的“全国语言大学”竟然由美国国防部倡导召开,其中的蕴意,颇值得我们深思。之后,美国更是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语言项目。特别是“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更是从外语能力、外语人口、外语语种、外语教育、外语资源利用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外语规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政府列出了阿拉伯语、汉语、俄语等“关键语言”,并在高校设立了15个语言资源中心,围绕重要议题开展智库研究,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和储备战略急需的外语人才。
 
  与美国相比,我国对外语以及外语教育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我国的外语政策尚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缺乏清晰的安全目标定位。在外语规划方面,国家的整体规划与个体规划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没有对全社会的外语学习形成理念引导,以至于社会个体在外语学习方面较多关注自身的实际需要(求职、就业等)而不能自觉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比如,自愿选择学习国家安全所必须的普什图语(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的人就非常少。英语多年来的广泛普及虽然大幅度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英语水平,但由于缺乏以国家利益为目标导向的个性化、针对性的外语教学与培训,并没有直接推动我国对外语言能力的整体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提到非传统安全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语言安全是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迫切需要我们将外语政策纳入国家语言政策统筹考虑,将“国家安全语言战略规划”的制定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在国家层面设立外语政策管理和协调机构,突出语言战略意识,统筹各类外语资源,协调各部门和机构,从外语语种、外语人口、外语教育、外语资源利用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外语规划,以明确其维护民族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目标定位。
 
  近代以来,中国外语教育及相关政策的变化既是中国国家开放的一面镜子,也是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架桥梁;既反映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变迁历史,也叠映着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成熟。可以说,中国外语教育始终与国家命运相连,成熟的外语教育及外语教育政策是一个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推动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需要树立强烈的时代意识,了解外语教育发展的趋势,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落实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推动中国外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上来,将外语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联系起来,将外语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对外开放和文明交流互鉴联系起来,进一步夯实丰富、深入理解新时期的外语教育内涵,将外语教育及其政策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语教育。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2016-05-1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126/c1001-29049653.html,2017-02-07.
 
  [4](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分析[J].国外理论动态,2011(7).
 
  [5]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力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福山访谈录[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11).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关键词:外语教育 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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